中国的江河已经不能再等！”《中国河流的“最后”报告》（简称《报告》）疾呼。《报告》称，中国的江河开发已经突破底线，拯救中国河流可能只剩下“十二五”和“十三五”十年的机会。
据2013年发布的十二五能源规划称，中国水电开发规模将在规划期内达到2.9亿千瓦，这几乎是中国水电经济可开发量（4亿千瓦）的75%。为了回应如此强度的开发计划，自然之友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全国19家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完成《报告》，在中国河流面临绝境之时，反思过去10多年的水电开发中存在的问题。
自然之友前总干事李波对中外对话说，除了水电，河流还有更重要的生态意义，还没有一个国家水电开发力度达到如此水平。而将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专用保护区“小南海”，和被温家宝总理三次叫停的怒江梯级水电开发纳入规划，更让环保NGO们深深担忧。
能源规划如此大刀阔斧地推进水电开发，理由是水电不消耗化石能源，也不排废气，可以“节能减排”。事实上，水电催生了西南地区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。
李波对中外对话说，西南地区电价很低，但因为很多水电站没有并入国家电网，发出的电只能在当地消耗。而这低廉的电力，也刚好成为当地政府上马高耗能产业的契机。
更大的麻烦在于：河流的枯水期不能发电，但是高耗能产业不能停工，东部对西部电力形成了依赖性，“西电东送”也不能受影响，高污染的煤电应时而生。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。
IPE主任马军曾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：“广东等地用到的大量西电并非西南水电，而是西南的火电。”贵州的煤炭生产能力在十五期间增加了6732万吨，比九五末的3000万吨翻了一倍有余。文章说，为了保证2010开始每年有1000万千瓦以上电力可以稳定地送往广东及周边省区，贵州首批和第二批开工的电源项目，火电项目的装机容量都大大超过水电。同在西南的四川、广西和云南也在走同样的路子。
李波说，过去10多年的发展中，高耗能的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过剩。再继续上马，都是浪费。他对中外对话讲了云南丽江的案例。
更值得担忧的，是一些制度不合理或被忽视的现象依然存在，导致水电修建没有总体约束、水坝主体工程的环评被架空等问题。李波对中外对话说，缺少综合流域规划，是中国水电开发进程中的大失误。
长江流域规划，一直沿用的是1991年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制定的版本；2009年递交的修订本，直到2012年底才审批通过。老规划由于缺少流域生态多样性的考虑，缺少对当代社会经济现状的认知，早已过时。
就是在新规划出台前的空挡里，大量的水电工程争相上马。到如今，中国有8万座在建或运行的大坝，占全球水坝的一半，有2万座在开工发电。截至2011年，中国有已建和在建高库大坝（30米以上）5200多个。
而水电项目环评报告的“双轨制”，也是中国水电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水电开发有两个开工过程。一个是作为辅助主体工程的“三通一平”（通水、通电、通路，平整土地）项目开工，二是主体工程。
李波说，一旦地方水电项目进入到环保部的环评审批程序，地方环保局和建设单位，只要备案做了环评，就可以在主体工程尚未审批通过的情况下，开始做“三通一平”的工程。因为水电项目巨大，且常在无路可达、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在三通一平工程完成以后，水电公司已经投入亿万资金，而地方正常的生态、生活环境也已经破坏殆尽。
用于导流、帮助围堰堵水的 “导流洞”也被算在三通一平工程里面。在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中，梨园、鲁地拉、龙开口、溪洛渡水电站，都是在主体工程环评未批示前，就已经开始围堰截流了。主体工程的环评审批直接被架空。
最后，这些水电主体工程的环评，就悄悄地审批完成。“完全远离公众视线”，李波说。这里涉及到第三个大问题，就是缺乏公众参与，缺少监督。
李波提起金沙江中游水洛河的例子。水洛河是金沙江中游的一条支流，靠近中游的梨园水电站。在2009年10月，该水电站环评报告公示期间，自然之友等NGO对电站修建后鱼类保护区的场所提出疑问。水电公司在2010年11月才回应，承诺会将水洛河作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就地保护的主要场所。
但是，李波说，NGO随后到此处调查才知道：此处因为金矿开采，整个河道已经被翻了个遍，不可能再作为保护地使用。此外，其实早在2006年，水洛河已经通过了一库11级的水电规划，建设工作早已展开。
如何逆转
制定江河保护法划定生态红线、停止“三通一平”审批，是《报告》建议的当务之急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前的破坏性开发。与此同时，水电开发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听众制度，也有助于减少任意开发。
“大计”之外，有两个经济问题，李波认为可以借之缓解中国江河的开发力度。
第一，是水电公司不用担负亏损和生态修复的责任。水电修建运营，原本是公司行为，应该有盈亏计算。但是在中国，一切维修、拆坝、生态修复等费用，几乎就是纳税人在买单。
他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，给运营水电的公司发放有年限的许可证，让公司来担负责任和风险，根据其盈亏评估来决定水电的修建和运营时间。
第二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潜力被低估了。《报告》显示，中国水能只有4-6亿千瓦的技术可开发量，但是太阳能有22亿千瓦，风能是7-12亿千瓦。
此外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。从2005年到2012年，太阳能从7万千瓦发展到了328万千瓦。十二五能源规划的发展目标修改了5次，从500万千瓦到4000万千瓦。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姜克隽在一次会议对李波说，改到4000万千瓦都是保守的。风能装机则从131千瓦上涨到7000多万千瓦，而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是1亿千瓦。
据2013年发布的十二五能源规划称，中国水电开发规模将在规划期内达到2.9亿千瓦，这几乎是中国水电经济可开发量（4亿千瓦）的75%。为了回应如此强度的开发计划，自然之友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全国19家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完成《报告》，在中国河流面临绝境之时，反思过去10多年的水电开发中存在的问题。
自然之友前总干事李波对中外对话说，除了水电，河流还有更重要的生态意义，还没有一个国家水电开发力度达到如此水平。而将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专用保护区“小南海”，和被温家宝总理三次叫停的怒江梯级水电开发纳入规划，更让环保NGO们深深担忧。
能源规划如此大刀阔斧地推进水电开发，理由是水电不消耗化石能源，也不排废气，可以“节能减排”。事实上，水电催生了西南地区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。
李波对中外对话说，西南地区电价很低，但因为很多水电站没有并入国家电网，发出的电只能在当地消耗。而这低廉的电力，也刚好成为当地政府上马高耗能产业的契机。
更大的麻烦在于：河流的枯水期不能发电，但是高耗能产业不能停工，东部对西部电力形成了依赖性，“西电东送”也不能受影响，高污染的煤电应时而生。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。
IPE主任马军曾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：“广东等地用到的大量西电并非西南水电，而是西南的火电。”贵州的煤炭生产能力在十五期间增加了6732万吨，比九五末的3000万吨翻了一倍有余。文章说，为了保证2010开始每年有1000万千瓦以上电力可以稳定地送往广东及周边省区，贵州首批和第二批开工的电源项目，火电项目的装机容量都大大超过水电。同在西南的四川、广西和云南也在走同样的路子。
李波说，过去10多年的发展中，高耗能的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过剩。再继续上马，都是浪费。他对中外对话讲了云南丽江的案例。
更值得担忧的，是一些制度不合理或被忽视的现象依然存在，导致水电修建没有总体约束、水坝主体工程的环评被架空等问题。李波对中外对话说，缺少综合流域规划，是中国水电开发进程中的大失误。
长江流域规划，一直沿用的是1991年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制定的版本；2009年递交的修订本，直到2012年底才审批通过。老规划由于缺少流域生态多样性的考虑，缺少对当代社会经济现状的认知，早已过时。
就是在新规划出台前的空挡里，大量的水电工程争相上马。到如今，中国有8万座在建或运行的大坝，占全球水坝的一半，有2万座在开工发电。截至2011年，中国有已建和在建高库大坝（30米以上）5200多个。
而水电项目环评报告的“双轨制”，也是中国水电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水电开发有两个开工过程。一个是作为辅助主体工程的“三通一平”（通水、通电、通路，平整土地）项目开工，二是主体工程。
李波说，一旦地方水电项目进入到环保部的环评审批程序，地方环保局和建设单位，只要备案做了环评，就可以在主体工程尚未审批通过的情况下，开始做“三通一平”的工程。因为水电项目巨大，且常在无路可达、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在三通一平工程完成以后，水电公司已经投入亿万资金，而地方正常的生态、生活环境也已经破坏殆尽。
用于导流、帮助围堰堵水的 “导流洞”也被算在三通一平工程里面。在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中，梨园、鲁地拉、龙开口、溪洛渡水电站，都是在主体工程环评未批示前，就已经开始围堰截流了。主体工程的环评审批直接被架空。
最后，这些水电主体工程的环评，就悄悄地审批完成。“完全远离公众视线”，李波说。这里涉及到第三个大问题，就是缺乏公众参与，缺少监督。
李波提起金沙江中游水洛河的例子。水洛河是金沙江中游的一条支流，靠近中游的梨园水电站。在2009年10月，该水电站环评报告公示期间，自然之友等NGO对电站修建后鱼类保护区的场所提出疑问。水电公司在2010年11月才回应，承诺会将水洛河作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就地保护的主要场所。
但是，李波说，NGO随后到此处调查才知道：此处因为金矿开采，整个河道已经被翻了个遍，不可能再作为保护地使用。此外，其实早在2006年，水洛河已经通过了一库11级的水电规划，建设工作早已展开。
如何逆转
制定江河保护法划定生态红线、停止“三通一平”审批，是《报告》建议的当务之急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前的破坏性开发。与此同时，水电开发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听众制度，也有助于减少任意开发。
“大计”之外，有两个经济问题，李波认为可以借之缓解中国江河的开发力度。
第一，是水电公司不用担负亏损和生态修复的责任。水电修建运营，原本是公司行为，应该有盈亏计算。但是在中国，一切维修、拆坝、生态修复等费用，几乎就是纳税人在买单。
他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，给运营水电的公司发放有年限的许可证，让公司来担负责任和风险，根据其盈亏评估来决定水电的修建和运营时间。
第二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潜力被低估了。《报告》显示，中国水能只有4-6亿千瓦的技术可开发量，但是太阳能有22亿千瓦，风能是7-12亿千瓦。
此外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。从2005年到2012年，太阳能从7万千瓦发展到了328万千瓦。十二五能源规划的发展目标修改了5次，从500万千瓦到4000万千瓦。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姜克隽在一次会议对李波说，改到4000万千瓦都是保守的。风能装机则从131千瓦上涨到7000多万千瓦，而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是1亿千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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